我们的展览“现在几点了”试图探讨在摄影中，时间可能具有的其他形态。

这真是一句相当失败的表述，它听起来太大，太远，太没头没脑了——时间的形态和我有什么关系？答案是，恰恰因为看起来没什么关系，我们才生活在一种默认模式中：事件发生，结束，我们衰老，失去——没有了，而且没什么好商量的；在这种模式里，我们大量地生活在过去和未来，恐惧是一种常态，而不断地失去是一种必然。但我们好像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生活，像接受一种法律——既然事情就是这样了，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直到我们看到时间其他的形态，才能意识到，事情可以不仅仅是这样。

对于时间“其他形态”的想象，也是对于“其他生活”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想讨论的是，如果时间不是线性的，类似下午四点、周一、明年和三十岁这些概念全部失效——如果它是一张像网一样的东西，每一处结束都是开始，如果它是一张纸，可以被撕下来一块，再贴到别地方去，如果它柔软且富有弹性，可以被压成一片，再一层层地展开——我们可以如何重新叙述自己生活中的事件；如果“过去”和“未来”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坚固，我们还可以如何生活。

比如说，如果时间不是线性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再做那个颤颤巍巍地走钢丝的人；如果它不再带有刻度，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像秤砣一样，永远在时间试图寻找自己的位置。

Can we live differently?

—任柏玉

在整个展览中，只有张凯来的作品《苹果》和线性时间直接相关。它邀请我们通过一个苹果观察时间的流逝。这个项目的起因是凯来的家人生病，她直观地看到了一个生命衰老的过程，用她的话说，那是一个“加大加粗的萎缩过程。”

所以你是每天给它拍一张照片，做了这个视频吗？

：这些不是照片，是扫描。

把苹果连着宝丽来移膜每天扫一次吗？

：对。

这是一件介于静态影像和动态影像之间的作品：苹果萎缩，变小，失去水分。每隔几秒都有一个微小的停顿，这样的停顿允许我们观察，苹果是如何从这样变成那样，再如何从那样变成别的样子。但同时，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几乎是停不下来的，你只能盯着，还没完全看清，就又被推向下一个时刻，然后再下一个，直到结束——萎缩的过程被同时加速和暂停——它被暂停，只是为了继续萎缩。

：每天扫一次，除了中间空白的几天。在视频的某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它突然变小了很多。

除了中间空白的几天——最一开始我并没有留意。当时她从英国回到国内，参加了一场葬礼，项目也随着搁置了。回到英国后，发现苹果还在变小，在潮湿的天气里也没有发霉，于是继续做了下去。至此，一切不再是一个隐喻，真实的死亡作为一种绝对性的事件混合进图像中。本体代替了喻体，黑洞洞地，没什么好商量地。

在呈现跟死亡相关的主题上，可能没有比摄影更残忍的媒介，因为它就是时间的帮凶——它只是看着，让它发生，什么都不做。我想起深濑昌久的《家族》，一系列横跨十八年的家族照片，一开始你可以看到深濑的妻子，离婚之后，她不在了，之后家族迎来了一个新生儿，一个漂亮的小女孩，留着齐刘海，过了几年，这个女孩夭折了，再后来，深濑的父亲也去世了，合照时大家抱着他们的遗像，每个人都老了很多。深濑昌久说：“我的整个家族，那映照在磨砂玻璃之上的影像，终将死去。这一台反射了他们的形象并将之冻结的相机，实则为封存死亡的装置。”他几乎是在说，“我们所有人都是会死的，在这之前，让我们拍张合照吧。”

如果愿意的话，摄影可以是时间的帮凶，也可以是我们的。《苹果》最打动我的，就是这种与残忍合作的勇气，在这种合作中，死亡被包裹，被“封存”，被承认，就像《微信》中的结束一样。现实中的失去似乎无法回避，但是反过来，当我们承认它——哪怕是在摄影中——它也同时承认我们。

《苹果》会是展览中的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作品，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时间最残忍的部分进入，看到时间的其他形态之后，再从那儿出来。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同。我是说，也许所谓现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是我们可以。

—任柏玉

《微信》

我还记得2019年第一次看到魏文涛的作品《微信》的感受。那件作品挂得很高，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我一直仰着脖子看。这是他和异地恋女友的对话，在分开之后，他把他们的聊天页面在暗房进行长曝光，创作了这件作品。

所有的聊天记录吗？

：是的。

怎么长曝光呢？录屏吗？

：不是，是在暗房操作的，把一个手机放在放大机里面，用另一个手机远程控制它，从屏幕直接曝光到

银盐相纸上的。

抱歉问了这么技术性的问题。

：没事的。

在我的印象里，这件作品像一场超级严重的车祸，就是一辆车被撞了，把里面的人、他们的身体、表情，刚刚进行的对话，手里拿的吃的，过去曾共同经历的一切，以及他们各自的人生，一下全给撞扁了。《微信》有一种向内的暴力在里面，那种把一个三维的东西硬压成二维的暴力：时间被抽走后，欢愉和痛苦降维成模糊不清的像素，不再有区别，而我们声称为爱情的东西最后薄薄一片——虽然是密度极大、让人面对它的时候有点喘不过气的、薄薄一片。

但同时，又有一种巨大的解放在里面。在这件作品中，聊天内容被降维，但也被保全，连“结束”也被成了图像的一部分，不是吗？如果说在现实中，结束意味着否定，意味着“曾经在那里的东西不在了，而且我们最终会忘掉它”，在《微信》中，“结束”出现在画面的下方，也许是末尾，但它不再取消事件的发生，相反，它将一直呆在那里，和其他所有过程一样，构成整体的一部分，甚至是作为一个边框，拦截着新时间的进入。“结束”在这件作品中不再是毁灭性的，相比失去，它更像是一种完成。后来我经常会想到这件作品，也许是因为它的暴力，也许是因为它的仁慈。

—任柏玉

石慧的《波光》则是一件可以用广阔来形容的作品。如果说《微信》是一种向内的挤压，那么《波光》则是一种向外的延展：石慧拍了很多关于西湖的视频，把它们并置，也就是说，在画面中你可能看到很多西湖，大的和小的，远景和涟漪，它们共同构成了她心中西湖的“本体”。

为什么一段视频不能表达西湖呢？

：不管是照片还是视频，都有时间在里面，不管是一瞬间还是多久，但对我来说，自然是一个整体，它

是没有时间这个概念的。用一个有时间的东西去呈现一个没有时间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不成立的。

了解，所以这些素材不是一次性拍的。

：对，拍了很多次，在不同的位置，有的是在西湖里面拍的。

我突然想到托马斯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面说的那句，“只有一次是不算数的”。当我们试图讨论一个东西的整体或者本质的时候，时间是一种局限，不管是五分钟还是一年，我们都只能谈论它的一小块儿，它永远不够充分。所以石慧需要带领我们一次次进入同一片水域，然后，用她的话说，把它们“编织”起来。我和小马都很喜欢这个说法。编织，这个词本身就是复数的，意味着多条线索的出现，交织，生成，它的结构更像一张密实的网，加入一条时间，再加入另外一条时间，加入彼时的潮气，温度和气味，直到它们彼此并列，互相稀释，形成一个更完整的图案，具体的时间消融在整体中，一个漫长的、立体的、广义的西湖得以成为可能。

—任柏玉

同样是拼贴，王雪翰更像一个手里拿着时间随意摆弄的顽童，这种随意来自于他对于所谓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概念的不信任。和《波光》不同，他并没有一个要特别说明的对象（比如说西湖），虽然山水也经常出现在他的画面里——在他的画面里出现什么并不重要，它们如何出现才重要。在我的理解里，他想要讨论的从来就只有一件事：一种非线性叙事方式是否是可能的，而他的每件作品都是对这个母题做出的一次回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于时间之外发生了什么更感兴趣。如果说一张摄影作品呈现的是某一个具体的时间，一种具体的现实，那他最大的兴趣首先就是打乱它，将不同的时空不合理地组合，取消一种确信，看看剩下什么，看看还能发生什么。他从别处撕下来一点时间，粘到不同的地方，让海水涌进房间，楼梯出现在半空，让事物出现在它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让新的现实发生——在它出现之前，它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重置的可能性是雪翰创作的核心。

：时间是我们理解事物本质的干扰，把时间拿掉，会剩下很纯粹的东西。

是的，我想。石慧也是这么说的。

干扰的意思是，在时间中，我们只能看到变化，看不到不变，就像一些动物只能看到运动，看不到静止，比如蛇之类的。也就是说，在事物本身面前，我们往往是瞎的。如果说《波光》通过重复去获得关于事物的完整认识，那么在雪翰的作品中，这种趋近于本体的尝试则由并置完成：一边是人类世的短暂剧场，另一边是山海月升的永恒安静。树下的餐桌上整齐地摆着盘子和刀叉，给人类，或者给神明。自然永恒，斗转星移的是我们，现实的秩序从未显得如此脆弱。这并不关乎想象力，而是一种在混沌中考验事物本质的决心。

—任柏玉

“现在几点了？”，这场在家中发生的展览实验已圆满落幕。

首先，我们感谢策展人任柏玉和马昕怡在展览过程中的专业支持和倾情付出。对于我们这个尚不成熟的团队来说，这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在项目立项的这一年里，我们经历了时差带来的不确定性，经历了方案的废除，经历了作品被海关扣押差点没能开展等等不如意和不确定，但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进路上的重重阻碍才显得这个成果弥足珍贵，感谢每位成员的付出，也感谢我们的“幸运”。

其次，感谢四位参展艺术家石慧、魏文涛、王雪翰和张凯来，感谢他们在整个筹备过程中给予我们团队的信任、配合与专业投入。你们的创作使我们所在的“家”具备了独特的语言，在日常的秩序里开辟了四段不同时间线。

同时，我们也诚挚感谢所有到场的朋友与观众，正是你们的参与和支持，你们的观看让这场展览得以真正完整。同时我们也感谢收到的各种对展览和作品反馈，这也为我们未来的实践积累了经验。

感谢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与支持。让我们八月份成都见。

—MoMingTang莫名堂团队